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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庙与晋祠

从众多历史资料中查悉,山西境内修建较早、有确切记载的介庙只有两处,一处是太原介庙,一处是灵石介庙。两庙同是为纪念春秋时割股奉君的晋国功臣介子推而建,同是供奉着忠君孝母、淡薄名利的介子推。
从新版《山西通志》中查悉,山西境内的“晋祠”也只有两处,亦一处在太原,一处在灵石。两祠的主体建筑“正殿”均称“圣母殿”,均供奉着“昭济圣母”。一样的庙宇,一样的殿堂,一样的人物,一样的名字,这恐怕在全国也是独一无二,想来不会是巧合。那么,它们是为纪念谁而建,“昭济圣母”又是谁,会不会是介子推之母呢,不得而知。
介  庙
太原介庙创建年代不详,文字记载最早见于袁山松的《后汉书·周举传》,“举既到州(即并州,今太原市),乃作吊书置子推之庙。”此事发生在东汉顺帝阳嘉三年(134)之前不久,说明东汉时太原已建有介子推庙。《水经注·汾水》亦载:“汾水西迳晋阳(今太原)城南,旧有介子推祠。祠前有碑,庙宇倾颓,惟单碑独存矣。今文字剥落,无可寻也。”可见介子推庙是建在太原城南,到北魏时不仅庙宇倾颓,而且石碑文字亦已剥落不可辨认,足以说明建筑年代之久远。
灵石介庙据传始建于春秋,有确切文字记载见于《后汉书·郡国志》:“界休县(当时灵石尚未建县,属界休地域),有介山、绵上聚、子推庙。”说明汉时界休(今灵石)已建有介子推庙。《水经注·汾水》说的较为明确:“汾水又南,与石桐水合,即绵水也。水出界休县之绵山,北流迳石桐寺,西即介子推之祠也。昔子推逃晋文公之赏,而隐于绵上之山也……故袁山松《郡国志》曰:界休县有介山、绵上聚、子推庙。”可见《郡国志》所说的介子推庙正是灵石古绵上、也就是今马和乡张嵩村东地名“介林”的介子推庙,地理位置与《水经注》所记载完全吻合,说明灵石介子推庙建筑年代之久远。《宋会要·礼》记载的就更为准确:“介子推祠,一在灵石绵山(绵上)上,神宗元丰元年(1078)封洁惠侯(并颁布大诏令《汾州介子推庙可洁惠侯制》,此敕令亦载于明万历版《灵石县志》中),徽宗崇宁三年(1104)二月赐庙额‘昭德’。” 《宋会要》为宋朝国家专设“会要所”修撰,属国家权威典籍资料,其客观性、可信性,均高于私家著述,特别是作为皇帝通过正式文件(诏令)向全国发布的命令,更是绝对不会错的。所以说,国家正式承认的、修建较早的、影响较大的介子推庙,就是灵石古绵上地区(今介林)的介子推庙。
相同的庙宇,相同的祭祀人物,继而产生了相同的风俗习惯。《后汉书·周举传》:“太原一郡旧俗,以介子推焚骸,有龙忌之禁,至其亡月,咸言神灵不乐举火。由是,士民每冬仲辄一月寒食,莫敢烟爨。”《汝南先贤传》:“介子推以三月三日自燔,后成禁火之俗。”《汝南先贤传》是东汉周斐所撰,可见在汉时,太原地区纪念介子推而形成的“寒食”已成旧俗。
灵石是寒食习俗的发源地。南宋周密《癸丑杂识》:“绵上(灵石东乡)火禁,升平时禁七日,丧乱以来犹三日。” 清道光五年版《直隶霍州志》:“清明前,灵石东乡村,相沿冷食不举火,约禁颇严,感介神也。”不难看出,灵石为纪念介子推而“寒食”的习俗相对而言更为严格,这也符合寒食习俗由介子推被焚殉身处灵石“绵上”,向周边地区乃至更大范围扩展的客观规律。也印证了晋文公为表示对介子推的怀念并铭记自己的过失,“环绵上山中而封之,以为介推田”,下令在其忌日不许动烟火人皆寒食,即“寒食节”之由此而来的传说。直至今天2600余年来,灵石“绵上”地区禁火过寒节的习俗仍在延续。
晋  祠
太原晋祠位于太原市西南,始建于何代无考,文字记载最早见于北魏地理学家郦道元的《水经注·晋水》,称为唐叔虞祠,“际山枕水,有唐叔虞祠。”《魏书·地形志》又名为晋王祠,“晋阳(今太原),有晋王祠”。“晋祠”之名不知出自何时,据新版《山西通志》载:“相传为记念周成王胞弟唐叔虞而建,因其封地晋国,故名。”按说,晋国的始祖唐叔虞始封地唐(后改晋)在今侯马一带,对他的祭祀理应早于介子推,其祠亦应建在今侯马一带才合情理。值得注意的是在汉朝时山西境内有明确记载与晋人有关的祠庙仅有前所述太原、灵石两处,却都是介子推祠,不仅无唐叔虞祠,就连称霸诸雄的晋文公也没有一座。这表明在先秦时期,人们并不看重权势霸业,而更看重的是人品。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名为唐叔虞祠、晋王祠,主要供奉的却是“昭济圣母”,而不是唐叔虞、晋王,祠的主体建筑,也就是现存最古老、最宏伟的正殿亦名“圣母殿”,这不能不让人与灵石晋祠又联系到一起。
灵石晋祠位于古“绵上”地区,也就是今灵石东乡介山脚下与介子推庙毗邻处的马和村。灵石晋祠,据新版《山西通志》载:始建于元至正三年(1343)(灵石介庙《重修洁惠侯碑记》载:介庙在元大德七年八月六日即公元1303年9月17日八级强烈地震塌毁后,于至元乙亥即公元1335年重建。晋祠与介庙毗邻,近在咫尺,据传亦是强烈地震塌毁后重修,并非始建)。灵石晋祠,供奉的也是“圣母”,主体建筑正殿亦名“圣母殿”。耐人寻味的是太原晋祠圣母尊号为“昭济”,而灵石晋祠圣母尊号也是“昭济”(明万历四十七年即公元1619年《重修晋祠庙碑记》称为:“昭济圣庙”)。两地庙宇、殿堂、人物、尊号,如此之相同,客观之所在,想必一定是有它们的道理的。且在北宋崇宁三年(1104)二月,宋徽宗就曾赐介庙庙额为“昭德”,介庙之“昭德”,晋祠之“昭济”,是否之间有内在联系,“昭德”是昭介子推之明德(晋祠内有一幅石刻楹联“褒善荣华衮表千秋忠孝节义,贬恶严斧钺惩百代邪盗奸**”,不知与介子推有无关联),“昭济”又是昭谁人之济呢?(据传,介子推母,能兴云致雨,利济生民,有求必应)目前还不得而知,有待进一步考证。
《周举传》《郡国志》均为晋人袁山松所作《后汉书》一百卷中内容之一,是研究历史的重要资料。而《水经注》不仅在水利学上有重要地位,也是极有价值的地理巨著,为研究古代地形地貌、名胜古迹、风土民情,都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从它们的记载中不仅可以看出,太原、灵石相距数百里,两地几乎同时建有介子推庙,而且可以看出介庙是山西境内建造较早的祠庙之一,介子推亦是中国历史上较早建庙祭祀的晋人之一。太原是春秋后期晋国政治经济中心之一,灵石绵上是介子推故里,又是其隐居被焚殉身的地方,两地几乎同时建介庙,同时过寒节,充分说明了晋国人民、介子推故乡父老,对忠臣孝子介子推的深切爱戴和永久怀念。那么,两地同样修晋祠(且两地的晋祠均于介庙相毗邻),同样祀“昭济圣母”,是否可以理解为是晋国人民、介子推故乡父老,对深明大义、教子有方的介子推之母的崇敬与纪念。至于太原、灵石两个“昭济圣母”会不会是同一个人,会不会是介子推之母,两处晋祠会不会都是为纪念介子推之母而建,晋祠之名会不会是因“晋大夫之母祠”(介子推是晋大夫)而得名,尚有待继续考证,也寄希望与专家学者共同探讨。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晋祠一定与“晋”有关联,昭济圣母一定是“女”性神灵。
(原载《灵石文史》2006年第4期,《沧桑》2007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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